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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志论文】浅谈县级志鉴编纂存在的问题及解决办法

时间:2019-05-19 15:17 点击:
《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纲要(2015—2020年)》《全国年鉴事业发展规划(2016一2020年)》提出“到2020年,全面完成第二轮修志规划任务。

浅谈县级志鉴编纂在的问题解决办法
 韩付昌 王拯
 
内容摘要:《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纲要(2015—2020年)》《全国年鉴事业发展规划(2016一2020年)》提出“到2020年,全面完成第二轮修志规划任务,实现省、市、县三级综合年鉴全覆盖”的总体目标,由于各地发展情况不同,对地方志工作的认识和重视程度不同,各地的进展情况也不同。如期高质量地完成这项光荣而伟大的任务,依然任重而道远。笔者总结了县级志鉴编纂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财政投入不到位、志鉴编纂队伍不稳定、资料时限把握不准确、上报资料质量有欠缺,分析了存在问题的原因:领导重视程度不够、专题培训次数不多、奖惩力度有待加强,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思路:强化领导抓队伍、强化培训提水平、强化奖惩促工作、强化落实夯基础、强化用志抓经常,为进一步加快编纂进度、提高编纂质量,推动志鉴编纂工作又好又快发展做出积极探索。
关键词:志鉴编纂  存在问题  解决办法
 
隔代修史,当代修志。方志源于先秦,兴于两宋,盛于明清,繁荣于当代。“地方志书,是指全面系统地记述本行政区域自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的资料性文献;地方综合年鉴,是指系统记述本行政区域自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情况的年度资料性文献”。二轮修志工作启动以来,一大批新编志书陆续问世,省志、市志、县志、专业志、部门志、乡镇志、村志,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进度有快有慢,质量可圈可点。地方综合年鉴也在不断编纂和出版之中,除省市级地方综合年鉴外,越来越多的县级综合年鉴实现了一年一鉴,公开出版。然而,各地志鉴编纂进展和质量高低并不平衡,特别是县(市、区)志级二轮修志和综合年鉴编纂工作,更是参差不齐。有的虽已完成二轮修志任务,但质量却不太高;有的尚未完成二轮修志任务;有的进展迟缓,困难重重;有的甚至尚未启动。地方综合年鉴有的已经实现一年一鉴、公开出版;有的实行了内部出版,未做到公开出版;有的尚未启动。实现《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纲要(2015—2020年)》《全国年鉴事业发展规划(2016一2020年)》提出的“到2020年,全面完成第二轮修志规划任务,实现省、市、县三级综合年鉴全覆盖”的总体目标,依然是任重而道远。尚未启动二轮修志和地方综合年鉴的姑且不论,即使已经启动二轮修志和地方综合年鉴的县(市、区),在工作中依然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直接导致二轮修志及地方综合年鉴编纂进度的迟缓,影响其编纂质量提高。根据近年来的实践与观察,笔者认真分析了县(市、区)志鉴编纂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办法和思路,希望能对志鉴编纂工作有所裨益,不当之处,请各位方家批评指正!
一、存在的问题
(一)财政投入不到位。2006年5月18日国务院公布并施行的《地方志工作条例》规定:“地方志包括地方志书、地方综合年鉴。地方志分为:省(自治区、直辖市)编纂的地方志,设区的市(自治州)编纂的地方志,县(自治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编纂的地方志。”由此可见,地方志和地方综合年鉴都属于“官书”,既是“官书”,编纂经费自然就要由“官方”来保障。为此,《地方志工作条例》亦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本行政区域地方志工作的领导。地方志工作所需经费列入本级财政预算。”在当前,地方志工作所需经费,除地方志机构开展日常工作所需的经费外,最重要的就应是二轮修志和地方综合年鉴编纂所需经费。但由于各种原因,市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对地方志工作经费,特别是二轮修志和地方综合年鉴编纂所需经费基本上能够做到保障到位。但在县一级、特别是经济条件较差的县(市、区),对这项工作的经费保障就不够重视。不仅在列入本级财政预算时,对地方志工作机构正常办公经费列的非常少,除专职工作人员工资外,全年的办公经费只有三五万元,甚至是一两万元,连正常的水电、办公耗材、开会、培训支出都不够,更别说其他工作了。二轮修志和地方综合年鉴编纂进展迟缓、质量不高也就不足为奇了。有的县(市、区)二轮修志工作已开展了好几年,甚至志稿已经通过了省、市评审,但至今县级财政预算上没有为二轮修志工作列入一分钱,从社会上聘请的编辑至今未得到一丝应得的报酬,完全靠编辑们对本县文化的热爱在做无私奉献。或者靠二轮修志主编的“面子”和私人关系在帮忙。长此以往,必将打击各方面的积极性,给二轮修志工作造成极大的被动,对《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纲要(2015—2020年)》《全国年鉴事业发展规划(2016一2020年)》提出的“到2020年,全面完成第二轮修志规划任务,实现省、市、县三级综合年鉴全覆盖”总体目标的顺利实现,造成极大的不利影响。
(二)志鉴编纂队伍不稳定。志鉴编纂、特别是二轮志书编纂,专业性、技术性很强,需要吸收各方面的专家和人才共同参与,如地方志方面的专家、地理方面的专家、政治方面的专家、经济方面的专家、文化方面的专家、社会方面的专家、历史方面的专家、方言方面的专家,以及保密方面的人才、档案方面的人才、军事方面的人才、法律方面的人才等。针对地方志机构人员不足的现状,还应从社会上招录相关人员,承担相应的编务工作。同时,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二轮志书编纂需要各单位提供相应的、丰富的资料,各单位上报资料质量的高低,直接影响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志书编纂的质量。众手方能成志,新编《邯郸市志(全五卷)》的顺利完成,就是采用了专家与众手相结合,以专家为主的编纂模式。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地方志工作的机构的职责是“拟定地方志工作规划和编纂方案,组织编纂地方志书和综合年鉴等,主要负责组织协调,而不是事必躬亲、亲力亲为、越俎代苞,那种认为单凭地方志工作机构就能编好二轮志书,进而圆满完成二轮修志任务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地方综合年鉴编纂也是同理,虽然对专家的依赖没有那么强,也没有那么迫切,但其核心内容是一致的。这就需要建立一支相对稳定和专业的志鉴编纂,特别是志鉴资料员队伍。但在实际工作中,这支队伍却不太稳定。有的县(市、区)在二轮修志中,坚决不允许聘请专家和编务人员,而是简单地二轮修志的组织、编纂和出版,一股脑地以行政命令的方式,将任务直接压到地方志工作机构头上,让他们硬着头皮闭门造车。这样既造成了进度迟缓,而且造成了勉强完成的志书亦是粗制滥造,起不到地方志应有的存史、资政、教化作用,更失去了二轮修志的真正意义。对今后的工作,乃至对下一代的负面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在各单位供稿上,供稿人员(志鉴资料员)的来源五湖四海、五花八门:有从事办公室工作的,有从事宣传教育工作的,有从事组织人事工作的,有从事党务工作的,甚至还有刚参加工作的大学生。而且一些部门或单位的志鉴资料员换得还特别快,极个别单位一年换过三个志鉴资料员,造成工作衔接不上,给志鉴编纂造成了极大困难。
(三)资料时限把握不准确。无论是志还是鉴,在时限上都有严格的要求,范围以内的必须写、必须报,范围以外的不能写、不能报。但有的部门或单位就是我行我素,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怎么如意就怎么报。如在《县志(续志)》资料上报中,有的单位对要求上报的材料是1979年至2005年这个时间段的上下限置之不理,有的从1995年写到2006年,有的从1990年写到2000年,还有的从建国后写到上报稿件前,就是不写1979至2005年,令人哭笑不得,后虽经多次督促得到了改正,但已浪费了志鉴编纂机构和志鉴编辑相当大的精力,特别是影响了《县志(续志)》的编纂进度,影响了志鉴编纂的质量,给工作造成了极大的被动;再比如在《年鉴》2013卷领导班子成员这个专题条目上,在年鉴材料征集中,由于一些部门或单位的党政主要领导在2012年1月至12月之间进行了调整,这个部门或单位在上报材料时,就应将在这个年度任职的新老班子成员的任(离)职情况都报上来,这个问题在培训会上讲得非常清楚,也多次进行了强调,但有些单位在上报材料时就是不按要求报,只报新任的领导,所调走领导任(离)职直接就“毁尸灭迹”了。
(四)上报资料质量有欠缺。一是内容不齐全,专题漏项。如上报的《年鉴》资料中,乡镇【人大群团】这个专题条目,有的乡镇在上报资料时,只写人大一个方面的内容,不写团委、妇联、残联等工作情况,不但使内容与题目呼应不上,而且造成严重的专题漏项,就好像这个乡镇除人大之外的群团组织未开展过工作,也未发生过任何作用一样,这是极不应该的。再比如该报的数字就是不报,特别是有些长期开展的工作,上一年有,下一年不知道怎么就没有了。如新农保、新农合参保人数和比例等。二是繁简不得当,取舍随意。如在《县志(续志)》中,应该是详近略远,详今略古;但有的单位在上报资料时,就不按这个原则写。不管是哪一年的材料,知道的、省劲的,手中掌握的资料多的就详写,查起来费劲的,手中掌握的资料少的就简写,不分青红皂白,一股脑地直接报上来,给编辑修改造成了一定的困扰。三是不逻辑,差距明显。如在《年鉴》资料上报中,有的单位上报的2012年末在册中共党员数字比2011年少41人,其中2012年还发展了17名新党员。有一个乡镇的常住人口2012年比2011年少了近6000人。按照正常逻辑,除非有大的事件发生,否则一个乡镇的中共党员数和总人口应该是逐年递增的,不知道这个数字是如何减下去的,第一感觉上就不真实,当然就更不逻辑了。
二、存在问题的主要原因
(一)领导重视程度不够。主要体现在部分党政一把手对志鉴编纂工作重视程度不够,没有将其真正放到存史、资治、教化,从而直接或间接推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社会发展等深入开展的重要位置去重视、摆布、支持,而是简单地将其做为一项业务工作,安排给主管领导、业务主管部门(地方志办公室),甚至是一般同志去管。这就势必导致相关人员对此项工作敷衍塞责、应付了事。更为重要的是,会直接导致对志鉴编纂工作保障力度不够,特别是在人员编制配备、经费拔付、必要的调研工作车辆、必要的办公工具和办公条件配备上严重不足,在人员的更新流动和提拔重用上更是关心不够,在一定程度上挫伤了部门和相关人员的工作积极性,进而影响整个志鉴编纂工作的进度和质量。
(二)专题培训次数不多。虽然在《县志(续志)》和综合年鉴资料征集前,志鉴主管部门都组织相关部门的主管领导和志鉴资料员进行相应的培训,而且也印发了相关的志鉴编纂知识手册,但毕竟培训时间太短(有的是在志鉴资料征集会议其他议程都进行完毕后才进行的),随后又因经费、会议室和人员召集等原因,难以组织更多的培训,培训的次数太少,培训的质量和效果也就难以企望有多高。再加上一些单位的志鉴资料员经常更换,新换的资料员很可能一次培训也没接受过,其所上报稿件的质量也就可想而知了。
(三)奖惩力度有待加强。对志鉴编纂的奖罚力度不够,以县级以上党委、政府表彰的优秀或先进志鉴工作者微乎其微,为调动志鉴工作者,特别是志鉴资料员的工作积极性,有的地方是以当地县级以上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的名义向先进工作者发放表彰证书的,但这个表彰证书的含金量远远小于党委政府,虽然编纂委员会的主任是当地的党政一把手,但在大多数人眼里,党委政府的表彰效力当然要大于专业委员会。另外,对志鉴资料上报不及时、工作不认真的单位和资料员,对其处罚的手段也仅仅是通报批评,不能采取其他更严厉的措施,更不能因此追究从根本上就不重视此项工作的极个别单位党政一把手的责任,志鉴编纂工作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也就在所难免了。
三、解决问题的办法和思路
(一)强化领导抓队伍。“老大难、老大难,老大一抓就不难”,这是在老百姓中普遍流行的口头禅,也是长期以来实践证明了的真理。任何工作都离不开党政一把手的重视和支持,老大难的工作老大一抓就不难,更何况并不是老大难的志鉴编纂工作呢?志鉴编纂工作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关键在各级党政一把手重视程度的提高。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李克强总理、刘延东副总理都对地方志工作十分重视,作出了重要批示,要求把地方志工作纳入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当中,加快方志馆、地情网站、数据库等基础设施建设,用人们喜闻乐见的方式利用地方志、传播地方志,鼓励和倡导全社会“读志”、“传志”、“用志”,用历史的智慧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的贡献。国务院出台了行政法规《地方志工作条例》,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纲要(2015—2020年)》。2016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加强修史修志”;2017年1月,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在“重点任务”中明确要求“做好地方史志编纂工作,巩固中华文明探源成果,正确反映中华民族文明史,推出一批研究成果”;2017年5月,《国家“十三五”时期文化发展改革规划纲要》第八部分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专栏19“中华文化传承工程”中明确强调:“加强中国共产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编修,加强地方史编写和边疆历史地理研究。完成省、市、县三级地方志书出版工作。开展旧志整理和部分有条件的镇志、村志编纂。”中央和中央领导对地方志工作都如此重视,地方的党政领导,特别是各级党政一把手应该对地方志工作更重视、更主动,特别是应在人员编制、经费、车辆、办公用品保障、提拔重用、表彰奖励等方面对地方志工作,特别是志鉴编纂工作给予更多的重视和关心,为志鉴工作者创造一个良好的工作环境。要建立一支精神饱满、业务精练的地方志专职队伍,积极探索逐步建立一支老中青、专兼群相结合的志鉴编纂队伍,编纂出更多更优秀的志鉴作品。
(二)强化培训提水平。鉴于志鉴资料员队伍来源渠道不一,且有时更换频繁等问题,应进一步强化对志鉴编纂,特别是志鉴资料人员的业务培训,适当增加对志鉴编纂和资料人员的培训次数,每年培训2一4次为宜。要逐步探索建立季培训,月例会的工作机制,切实提高志鉴编纂人员,特别是志鉴资料员的政治和业务素质。要逐步探索省培训县、市培训乡的培训机制,不断拓宽志鉴培训的内涵和外延,不断提高培训质量;要逐步探索“请进来、走出去”的培训学习机制,聘请志鉴方面的专家、学者到各级志鉴培训班授课,并组织业务骨干到先进地区实地学习,提升培训效果,增强创先争优意识,不断打造志鉴精品。
(三)强化奖惩促工作。各级党委政府每年都要拿出一定的表彰奖励指标,对优秀志鉴工作者进行大张旗鼓的表彰奖励,不仅在精神上奖励,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还要给予适当的物质奖励。对学有专长或做出突出贡献的优秀志鉴工作者,还要大胆地提拔重用。通过方式,不断调动广大志鉴工作者的工作积极性,打造出更多的精品佳志。对那些对志鉴工作不重视,上报志鉴资料不认真,敷衍塞责、应付了事,给志鉴编纂工作造成被动甚至不利影响的,要追究相关当事人、特别是各级党政一把手的领导责任,该批评的批评,该通报的通报,该给予相应处分的给予相应的处分,以强有力的奖惩机制调动各方面的工作积极性,推动志鉴编纂工作的健康深入开展。
(四)强化落实夯基础。要认真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中关于编史修志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李克强总理和刘延东副总理在第五次全国地方志工作会议上的指示和讲话要求,强化各级政府管理和发展地方志事业责任,把地方志工作纳入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当中,加快方志馆、地情网站、数据库等基础设施建设,为志鉴编纂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如大名县地方志办公室就将各单位、各部门、各乡镇2012年以来每个月的大事记都及时收集起来,并在大名纵横(史志)网上发表和保存,对大名县古今发生的事件和奇闻逸事也通过各种方式收集起来,在大名史志网上发表和保存,并积极建设了大名方志馆,通过交换等方式与外地交流了大量志书,为县级志鉴编纂提供了详细的资料,必将推动志鉴编纂工作的深入开展。
(五)强化用志抓经常。要用人们喜闻乐见的方式利用地方志、传播地方志,比如深挖本地方志资源,组织编写一些脱胎于本地方志的故事、小说、戏剧等,通过广播、电视、网络视频等形式宣传出去、传播出去、推广开来;同时,采用举办文艺演出、新方志发行,知识竞赛等形式,发扬鼓励和倡导全社会“读志”“传志”“用志”,用历史的智慧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的贡献。
 
 发表在《2017年冀皖方志理论研讨会论文
作者简介:韩付昌,2017年4月29日任大名县地方志办公室主任,此前曾任大名县委信息中心主任等职
                 王拯,2017年2月起担任“邯郸方志”微信公众号和“方志邯郸”头条号责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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