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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武主席追忆在广西大学读书的青春岁月

时间:2018-12-25 14:33 点击:
就这样,我在广西大学开始了一段新的人生历程:学到了专业知识和为人民服务的本领,获得了宝贵的知识财富和精神财富,得到了一批学识渊博、诲人不倦的老师的指导

——写在广西大学建校90周年之际

陈武

今年是广西大学建校90周年,又恰逢改革开放40周年。回首过往如白驹过隙,弹指一挥间。在改革开放大幕徐徐拉开的1977年,国家决定恢复高考制度,使我有幸成为“文革”结束后的第一届大学生。我们这一代人——当时已经走向社会、恢复高考后得以进入大学殿堂的幸运儿,亲历了“文革”的动荡岁月,改革开放的沧桑巨变, 走过了青年、壮年的人生历程。我们的大学时光,因与国家命运和时代转折紧密相连,而越发让人激荡满怀、感慨万千!大学之于我、之于我们这一代人,在人生旅途中留下了特别的记忆,烙下了深深的印记!

陈武主席追忆在广西大学读书的青春岁月

陈武(左二) 和同班系学生干部在校园合影

(一)

由于恢复高考,我才有了就读广西大学的机会。“文革”十年,是一段风雨如晦的岁月,广大知识分子被蔑称为“臭老九”,备受凌辱和打压。最基本的读书学习已是一种奢望,读中专、上大学更是许多人可望而不可及的事情。“知识越多越反动”“不学数理化,照样闯天下”“我是中国人、何必学外文,不懂ABC,照样能当好革命接班人”等奇谈谬论影响很大,读书无用论盛行,给国家和个人都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粉碎“四人帮”后,百业待兴。1977年8月,刚刚复出工作的邓小平同志力挽狂澜、果断决策,拍板恢复了中断11年之久的高考制度。这个伟大决策,不仅改变了成千上万青年人的命运、深刻影响了国家发展的全局,也为以后拨乱反正、党的中心工作转移和改革开放打下了人才基础。

1977年10月,中央通过各大媒体发布了恢复高考的消息。“忽如一夜春风来”,这个特大喜讯犹如一声惊雷迅速传遍了田间地头、厂矿车间,广大青年欢呼雀跃,奔走相告。得知消息后,我和其他考生一样兴奋激动,跃跃欲试,非常珍惜这来之不易的高考机会。只是时间太紧迫、太仓促了,从十月底获知消息到十二月考试,留给我们准备的时间只有一个多月。当时我高中毕业参加工作已经五年多,本上的许多知识早已生疏遗忘,情急之下翻箱倒柜找出当年的高中本,凭着记忆一切从头开始自学复习。那段时间我正在基层工厂参加“三分之一”工作队,白天工作很忙,只能晚上复习功课,钻研手中仅有的几本教材。

高考后不久,我收到了广西最高学府——广西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拿着录取通知书,我感到莫大的惊喜和深深的满足。也许今天广大学子考上广西大学并不觉得如何了不起,但对于那时的我来说却不是这样:首先,这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次考试,我和很多人一样抱着试一试的心态,“一颗红心、两手准备”,对考试结果并没有过高期望;同时,由于复习得很不到位,一些现在看来非常简单的试题也没有答出来。特别记得考数学时,试卷刚发下来,我迅速浏览了一遍题目,发现最后一个20分大题考的是数列,而这个知识点在课本的最后一个章节,由于复习时间紧迫我恰恰没有复习这个内容,答题时只能完全放弃。况且,当年全国共570万人参加高考,录取人数是27万多人,录取比例为1/29。其中广西有45万多考生,最后只有不到7000人被录取,那是名副其实的百里挑一啊!而考上名牌大学的人更是少之又少,能被广西的最高学府录取,怎能不惊喜、不满足?

大学,一直是我心中最神圣的知识殿堂。到学校报到那天,怀着对大学的美好憧憬和期待,我一个人骑着自行车围着校园足足看了两圈,这里的一草一木都让我觉得神秘而又无限向往。40年前的广西大学虽然不像今天这样有那么多高楼,却风采非凡:大门前伫立着的欧式立柱,像挺拔的金刚一样,让每一个路过的人心生敬仰;仿欧式风格的礼堂和掩映在树木间的红色教学楼,在瓦蓝的天空下令人赏心悦目、心旷神怡;坐落于校园中央三层楼高的图书馆在当时已是较大的建筑,站在楼前让人顿觉知识的宏阔博大和科学的浩瀚无垠。就这样,我在广西大学开始了一段新的人生历程:学到了专业知识和为人民服务的本领,获得了宝贵的知识财富和精神财富,得到了一批学识渊博、诲人不倦的老师的指导,结识了一大批积极向上、团结友爱的同学,度过了一段“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的苦乐年华。

(二)

在大学的记忆里,最难忘的是老师的谆谆教诲和切切勉励。老师们勤勉的教学风格、严谨的治学态度、深邃的学术思想和崇高的敬业精神,让我由衷钦佩,他们授课时的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我的专业是哲学,辩证唯物论是这个专业的重点课程,也是我大学期间最感兴趣、学得最好、考试成绩最高的课程。辩证唯物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历史唯物论一起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当年学完这门课程考试结束后,恰好在广西大学召开一个教学研讨会, 一批外省大学的老师到广西大学考察交流,想了解恢复高考以后进入大学的1977、1978级学生学习和老师教学情况。当时的任课老师——我国著名法学家曹子丹教授,把我的考试试卷拿出来作为样板给那些老师阅改点评。他们一致认为1977、1978级学生,不仅在学习上刻苦用功,而且因为许多人都有工作和上山下乡的实践经历,能够很好地把理论和实践有机结合起来去理解掌握辩证唯物论。几年后,曹教授调到中国政法大学工作,但我对他的教诲一直感怀于心。现在回想起来,辩证唯物论对强化辩证思维,提高认识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作用,我自己从中受益匪浅。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是哲学专业非常重要的一门课程。我清楚地记得,老师在课堂上旁征博引、娓娓道来,把那些思维严谨、苦涩深奥的经济学理论讲述得深入浅出、津津有味,使我对经济学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为了学好这门课,当时我还认真选读了《资本论》和《西方经济学》。大学毕业后,我长期从事宏观经济工作,由于工作岗位需要和个人兴趣,一直没有中断对经济理论、经济知识的学习和钻研。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有机会到四川大学进修了一年国民经济管理。1990年至1991年,我又被派往联邦德国进修宏观经济管理,回国后还撰写出版了《走向市场——联邦德国经济与宏观调控政策》 一书。回溯几十年来从事经济工作的经历,大学时期学习的政治经济学课程对我的启蒙和帮助作用是非常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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